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云夫:地方政府要把握好\"短痛期\"

2013年11月15日，2013中国服务型政府城市调查发布会暨2013连氏公共管理国际研讨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活动公布2013年连氏服务型政府调查中，厦门、杭州、青岛分别位列中国十佳服务型政府前三甲。会议间隙，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云夫接受了新华网记者专访，就2013年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评价体系和杭州市政府公共服务现状发表了见解。

图为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云夫（左）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记者：您对南大公布的排名体系有什么看法？

朱云夫：连氏的这个指数更有西方化的特色。当然，我认为他们也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中间有很多中国人参与，事实上也带有中国的烙印。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从与中国友好的第三方，希望中国很好发展的第三方来看。哪些城市干得好，其它城市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价值观的导向，执政团队和民众的价值观融合起来，向一个方向发展，发展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城市。这方面我们还是很受启发，可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记者：您认为南洋理工大学提出的这些评价中哪些分类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具有参考意义的？

朱云夫：我没有仔细研究他们的指标体系。但从题目上看，他们首先把政府定义为服务社会和服务大众上。拿什么来服务？首先就是要从地方政府形成服务型政府，所以这个提法从大的方向上，也符合中国执政党的要求。对于它的解读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着眼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从根本上也是为了民众，但有时候不见得完全和民众的需求贴近。

发展经济也有替民做主的意识在其中。如果我们要更突出服务导向，就要知道人民的需求在哪里，努力是不是得到认可，绩效在哪里，所说所做是否一致，老百姓的认同度，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后得到的治理将反映到政府公共服务产品的水平和质量上。

过去我们讲发展经济就是GDP和地方税收两大数据，很难再展开下去。比如政府为老百姓的民生做了哪些改进，城市的硬件到底做了哪些改进。再进一步讲，哪怕你一分钱都不投到基础设施上去，你产生了巨额的GDP，还是会被认可。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指标就不行。

从企业层面来看，如果没有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就不能够可持续发展。例如如果自来水水质不好，哪怕经济指标再高，也不被企业家、民众、政府等各个层面认同。所以，这些方面有启发，当前还是要解决物质和基本素养方面的矛盾，增长是质量的提高，要落实到地方政府的善政方面，这些都是有价值的。

记者：在不同的时代，政府的导向性也不同。现在这个时代，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杭州市政府具体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朱云夫：所有的城市发展都有基础。杭州如果从今年开始算，起点是经济总量近8000亿GDP，人口大约五六百万人，基础设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在发展当中也会有瓶颈问题，这种城市的发展曲线并不是线性的，城市的发展可能是跳跃性的甚至是反复性的。所以，地方政府当下的责任，最主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老百姓得到的就是公共服务、生活水准和公共产品。

中国的发达城市经过资源全国范围内的再分配后，大半收入可能要用来支援其它地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把剩下的钱用好，产生更高的附加值，同时做到消耗最低。杭州的瓶颈是在城市的容量上，城市从大城市到特大城市，会出现普遍的、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环境恶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把更多的钱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去，特别是西部的开发建设。等这个重头戏过去，我们又会迎来新的一轮发展。

不同的城市其解决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都要走一体化路线，要集结全市的力量，哪怕其它方面不解决，也要把最难的阻碍要素解决掉。可能关键问题解决了就是一马平川，会更快地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但也可能未来五到十年出现暂时性的停止或倒退，这也是我们要去应对的。比如杭州现在面临的交通堵塞问题，这个方向不能搞错，我们花很多钱在城市的美化上和其它不很要紧的方面，结果忽略了最紧急的问题。等到人口增长到一千万，交通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是以后的痛苦根源。我们说“长痛不如短痛”，对短痛期恰到好处的把握就是地方政府的明智之处。

图为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云夫（左）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记者：那么对于现在的杭州来说，是否做好了准备，城市发展不为政绩弯腰？

朱云夫：有三个因素在这里。第一，中央政府有要求，新的政策路线出台；第二，现实矛盾摆在那里，不能逃避，必须面对；第三，干部素质的问题。现在的干部都是有很好素质的人才，理性地管理城市。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像跑接力赛，一个团队每个参赛选手速度都差不多，最后的成绩差距关键在交接棒的时候，棒子是否交稳，像杭州这样的城市会像接力棒一样把这些当前最重要的事情都做好。杭州现在所有关于民生方面的投入和社会服务，在总体上还是体现了发展进步，这也是中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和谐发展的体现。

记者：杭州在国内外有没有可以参照的城市？

朱云夫：作为浙江省来说，杭州市是领头示范市，所以我们要借鉴的一定是在省外。由于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情，很多时候很难参考某一个地方，但在国内我们以前确实从不同层面上有一些标杆性城市去追赶。像招商引资学苏州，高新技术学深圳，环境治理学大连。杭州学习每个城市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几个切面上杭州都有标杆城市。

综合性的城市学习也有。我们在建杭州中央商务区时，特别是对前期形成的一些规划总量做研究时，曾经拿新加坡做过榜样。新加坡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也是一个城市，当时我们组成区的面积正巧和新加坡一模一样，而新加坡的经济总量却比我们高得多。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杭州在这点上有没有可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以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这个规模来看。

第二个例子，接下来我们开始发展整个杭州的都市经济，在萧山加盟后的重新规划中，又猛然发现芝加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对它的城市规划非常欣赏，它的中心区域和周边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它居然有能力吸引美国各个公司的总部。它是凭什么吸引过来的？因为一个总部过来，整个产业就过来了。当年芝加哥还是一个重工业城市，靠有色人种进行大量的粗放型劳动。它当时的产业层次并不高，现在却是美国中心地区的金融、创新中心，完全摆脱了地域特色的困境，它在历史上的城市转型升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拿迪拜做过标杆，迪拜给我们的感觉是敢做敢为，在没有很好的资源的情况下，善于抓住整个区域发展的机会，建起了沙漠中的现代都市。我们甚至有一大批官员专门去迪拜学习请教。有人对迪拜有误解，认为它的成功是出于都市泡沫，是靠高楼大厦，但是它还有更精彩的地方。

第一它是搞融合性发展。很多人只知道它是七星级帆船酒店，但是这个帆船酒店它远不止是一个酒店、赌场、供人娱乐消费的地方。地区和地方国家的对立有时候在于宗教问题，但是这里有包容性的发展，可以在意识形态上不同，市场仍然对外开放。发展到现在迪拜已经不是靠石油资源，而已经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门户。在其它阿拉伯国家还没有觉悟到如何发展经济时，它已经把中东门户争取到了。它争取到了一个先机，把从这个地方去往全世界的中转站地位给争取到了。所以它后面的中转贸易、人员中转成了经济发展的支柱。

我们现在比新加坡的面积要大。我们发现新加坡有优势，但是也有劣势。辐射地是外国，是跨境贸易。我们浙江省的辐射地是兄弟城市，要素的聚集更有意义。所以后来我们感觉到，如果新加坡给我们一个初步的借鉴，以浙江省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来看，相当于欧洲的中型国家，杭州作为浙江省首府，相当于欧洲中型国家的首都，这是一个时间性、阶段性的过程，不碰到问题就不会学习。

记者：发展公共服务已经到了一个时机，在这方面有没有学习的对象？

朱云夫：我们现在在学习广州和深圳地铁建设的中间过程。广州和深圳都是在一个集中的时段把地铁建成。我们知道地铁建设过程很痛苦，会影响现在的交通。广州抓住了亚运会，深圳抓住了大运会，他们集中全市的人力财力物力，甚至引进了外地的资本和技术，短期内就建成。我们想学习他们的方式，接下来三到五年时间，集中精力把三、四条地铁同时建造起来构建一张网。目前我们的理想计划是两百多公里的长度，让两百万左右的人口享受地下公共服务，如果这张网建立起来，对杭州整个城市发展会起到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图为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云夫（左）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记者：杭州市这一次获得连氏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总排名第二的好成绩，同时在公众视角、企业视角、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三大层面也都获奖，那么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杭州市政府的发展策略中有哪些优点是值得与大家分享的。

朱云夫：我们在与其它城市交流时也在不断反思自己。一定要讲优点，我觉得：

第一点，杭州善待企业，我们自己觉得做得不错，很多同行业也认为我们做得不错。政府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以企业作为服务对象，让他们成为经济上的主角。政府放下身段作为配角，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好的行政审批环境，甚至营业税收的环境。杭州是靠自己发展起来的，特别看重草根通过踏实的努力变成企业家，这是浙江文化的精华所在。我们几乎没有央企，这些企业家辛辛苦苦地支撑起了杭州的今天，我们佩服他们的敬业。

第二点，在老百姓的层面上，我们对老百姓的生活关照不少。这也有一定的文化渊源。杭州向来是歌舞升平的地方，不让老百姓吃苦，让老百姓过得好一些也是我们的传统。在整个省城的氛围当中，很多创业家到省城来，也是想来共享繁荣。他们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好的东西。我们提高民生福利、提高生活服务水准，也有两方面效用，既能能提高竞争力，更加吸引本省的精英人士，甚至全国的精英。这对城市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如果好人、富人、有创意和头脑的人来到杭州，这也有利于杭州发展。所以善待老百姓，也是善待未来有可能成为杭州新老百姓的人。成为杭州老百姓有一定的门槛，也就一定会带来未来有助于城市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三点，老百姓对杭州市政府的反映比较好，这和浙江人做事比较认真有关。现在政府的公信力是一个大问题，杭州相对来说市民对政府比较信任。政府要少说多做，说出去一定要做到，哪怕再小的事情。你可以许诺很少，做更多，给大家一个惊喜，但是反过来你许诺很多，老完不成，老百姓就有意见。政府的公信力就体现在少说多做，说出去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本来我们就面临着信息时代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就像论坛上专家讲到的，这个时代的三个特征，第一，人们知道的多了；第二，人们拥有的多了，不再理会小利小惠；第三，人们的期望多了，欠发达的地区知道世界是三六九等的，不再甘心过得不好。现在世界透明了，各种横向比较就很敏感。如果杭州去横向比较，杭州人也不会满足，和上海、香港比收入没那么高，和新加坡比它的环境更好，和美国、加拿大相比它们的空气质量更好，这样比下去是没底的事。

记者：这些优点中您认为哪一点是最重要的？

朱云夫：如果一定要说一点，就是善待企业，善待企业家。善待企业就是要创造很好的商务环境，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个清廉的政府。如果有一个腐败的政府，开始招商引资时说得天花乱坠，这就很危险。善待企业家，就是给企业家平等的主人公感受，有盼头，有地位，因此会增加社会责任感，与政府同进同退，有困难时互相帮忙。他的团队也就有这样的盼头。

记者：请您就杭州市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一个具体项目谈一谈，比如说全国都很有名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朱云夫：大城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一般情况下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解决公共交通空隙问题。地铁、公车等交通工具往往不可能就在家门口，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由公共自行车来解决。它最大的优点是会随时等在那里，可以全程使用。第二个，它防盗性很强，每一辆车都有GPS定位系统，不会丢，没有心理压力。第三个，它很环保。我们通过一些广告商的引进以后，政府在管理自行车方面压力不是很大。

杭州推行自行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城市中有很大一片区域是风景区，要限制机动车，特别适合骑车。这样既环保又有适当的速度，随时可以停下，非常适合于平面性的、大面积的风景区。西湖特征是“山不高不低、水不深不浅、湖不大不小”，有这么几个特点，就特别适合在那一带推行自行车，而那一带往往是外来游客居多。我们提供免费单车时间为一小时，享受了服务，一小时就够了。哪怕超时了，也只是花很小的代价。

所以杭州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地理特征和交通需求实施了公共自行车政策。同时，杭州也学习了其它城市的经验，最初是学习了台北，但是杭州后来居上。现在国家交通部已经指定由杭州负责起草国家公共自行车规范。此外，我们还输出了技术，我们借车、锁具、记账、扣钱系统都是一整套后台技术支撑，它十分适合中国国情，已经在全国10来个城市推广了。